解决“署名之争”，根本在科研评价体系改革

近期，多家期刊提出的论文单独署名倡议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。支持者认为，这一举措有助于遏制“挂名作者”和“人情署名”等学术不端行为。然而，反对者则担心，这种“一刀切”的做法可能不利于正常的科研协作，并加剧博士生培养和青年学者发展的难度。

此番讨论表面上围绕论文署名方式展开，实则反映了科研评价、人才培养、学术伦理乃至整个学术生态系统存在的深层问题。关键不在于谁应该署名，而在于署名背后所体现的评价导向，以及如何建立更科学、更公平的科研评价体系。

论文署名不仅承载着学术荣誉，更与项目申请、职称评定、人才引进、博士毕业以及高校考核等切身利益紧密相关。一篇高水平论文的署名，可能直接影响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、青年教师能否获得留校机会，以及科研人员能否争取到更多学术资源。因此，论文署名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贡献记录，成为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“证明”。

正是由于署名与利益的深度捆绑，原本应真实反映学术贡献的署名，逐渐演变成了利益分配的工具，催生了挂名作者、馈赠作者、影子作者等学术失范现象。部分未实质参与研究者占据作者席位，而付出大量劳动者却未能获得应有的署名，这不仅损害了科研的公平性，也削弱了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。

因此，规范论文署名、维护科研诚信具有积极意义。但同时，也不能将联合署名一概而论视为学术不端。

当今的科研活动日益呈现出团队化、交叉化和复杂化的趋势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即便是人文学科，也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参与。从理论构建、数据分析到技术支持，不同成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合作研究已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。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，也是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导师不仅提供学术指导，更在帮助学生建立研究能力、熟悉学术规范、融入学术共同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对于真正做出贡献的合作研究，联合署名不仅合理，更是科研规律的体现。

因此，真正需要治理的是虚假署名，而非联合署名；是“利益绑架”下的合作，而非合作本身。署名之争的本质，也是“破四唯”改革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。事实上，当前围绕署名产生的诸多矛盾，其根源并非署名制度本身，而是科研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。

近年来，国家持续推动科技评价改革，强调“破四唯”，其目的并非否定论文的重要性，而是反对将论文数量、署名顺序等单一指标作为衡量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，旨在让评价回归到创新质量、实际贡献和社会价值。如果评价体系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，即使全面推行单独署名，也可能催生新的形式主义，或出现新的利益替代方式。只有真正破除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的弊端，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围绕论文署名的利益竞争，让科研回归探索真理、服务社会的初心。

未来，更合理的署名机制应以贡献为导向，而非排名。国际上许多期刊已采用作者贡献声明制度，详细说明每位作者在研究设计、实验执行、数据分析、论文撰写、项目管理等方面的具体职责，使署名不仅体现排序，更包含责任和依据。这种机制比简单规定单独或联合署名，更能真实反映科研贡献，也有利于遏制挂名现象。

与此同时，还应建立更科学、更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。对科研人员的评价，既要考察论文成果，也要关注原创思想、科技创新、人才培养、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。既要重视代表性成果，也要尊重不同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。对于文史哲等以独立研究为主的学科，应更侧重原创思想的体现；而对于人工智能、工程技术、医学等具有明显合作创新特征的领域，则应充分认可团队贡献，避免用同一套标准衡量所有学科。

更重要的是，评价重点应放在“解决了什么问题、产生了什么价值、培养了什么人才”之上。只有将高质量创新作为评价的核心，而非论文数量和署名排序，才能切实减轻青年学者和博士生的论文压力，并从源头上减少挂名、抢署名等学术乱象。

论文署名折射出整个科研生态，它既关乎学术伦理，也影响人才培养；既反映科研合作模式，也折射评价制度的运行逻辑。归根结底，当前的“署名之争”争的并非名字本身，而是与之挂钩的获益权。一个真正健康的学术生态，应当确保每一位做出实际贡献者获得应有的尊重，充分鼓励合作创新，并以制度保障学术诚信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，清华大学兼职教授）

作者：李志民

来源：中国青年报